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在中华文明中持续数千年，却如同海上的仙山，敬奉传统者无不承认其存在，却始终缥缈。

“天人合一”难以定义，或缘于其“大”。那一端是超越凡人视界的“天”，以地面为基准的任何坐标都失去作用，以凡物为对象的任何语言都失去凭托。

而静下心来沉思，凡物有所动，便会在世间留下印记，有所感，便会令人有所知觉。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既然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，便不会毫无所踪。寻觅古籍，便可觅见有关“天人合一”的点滴。

历史上有关“天人合一”论述较繁，本文不欲罗列，仅举方便见到的例证，力求说明“天人合一”应合于什么样的要求。

易理角度

自上古奇书《周易》、《黄帝内经》始，对人与天之间的观察与思考便无处不在。毕竟，人力还没有向内探究的技术能力前，天的能力是人学习和增益能力的唯一途径。

这些书中“天”、“人”、“道”都是无须解释的存在，也不存异议。为免当代西哲影响之惑，仍对“天”、“人”、“道”作一明确概述，仅用于本文论述，非标准定义。
天，人及万物生灵所在的宏观自然环境，其力宏巨，不受任何人类个体影响，也不存在神佛等超人类主体作用。
人，即人本身，必要时分人类整体与个体两种角度。
道，“天”的运行规律，宏观、超人类力量，不受人类道德限制，但自有取舍准则。
“天”、“道”独立成义时均可外扩至无限空间的宇宙。但本论题内“天”与“人”相应，又古籍凡论及天人，处处不离阴阳四季，因此限定以“天”作为人类所处的地球生态环境，以阴阳、四时为基本要件，以“生生不息”为至高之德和终极目标。

“合”究竟是什么，正是问题争论所在，学者各持己见，暂不论定，后续讨论中逐步厘清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“合”是两个独立主体间的关系，包括相关的动作、表现、作用等等。

《周易》中未直接出现“天人合一”的表述，但人事须与天相应、合乎一定准则。

《乾卦·文言》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”。

文中未见明确的“天人合一”表述，但已隐约将人的行为与天相应视为一种可嘉许的大人才具备的品德，也将四时明确作为须关注的重要规律，可视为天道的体现。

“天”与“人”如何相合，《周易》始终未尝提及，也无从窥见。但所合的“天”应是自然本身或自然的运作规则， 应无疑义。
相对此处的直接以人与日月、四时相参，《乾卦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之语尚只是天与人的德操类比，其对比过于抽象、独立，显得较为单一。

医理角度

同为上古奇书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开篇便提及有修为之人与“天”、“道”之间的关系。
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篇》：“黄帝曰：余闻上古有真人者，提挈天地，把握陰陽，呼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一，故能寿敝天地，无有终时，此其道生。
中古之时，有至人者，淳德全道，和于陰陽，调于四时，去世离俗，积精全神，游行天地之间，视听八达之外，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，亦归于真人。
其次有圣人者，处天地之和，从八风之理，适嗜欲于世俗之间，无恚嗔之心，行不欲离于世，被服章，举不欲观于俗，外不劳形于事，内无思想之患，以恬愉为务，以自得为功，形体不敝，精神不散，亦可以百数。
其次有贤人者，法则天地，象似日月，辨列星辰，逆从陰陽，分别四时，将从上古合同于道，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。”

此处可以窥见的更多仍是一种取象、师法的精神，直接相感乃至于同一的“合”，并不是说明得非常详尽。
内文较详细探讨了四时如何流转，人身如何与阴阳、四时相应等，以人象天的思想无不具足。从《阴阳应象大论篇》到《脏气法时论篇》、《宣明五气篇》，各详细说明了四时对人整体及五脏之间的影响关系，可以说充分体现了“天”对“人”的直接影响，或“人”对“天”的单方面感受能力，但还没有到达“合”，或许隐约存在的人（基于阴阳四时）对天道的追求、趋近的意味已摭拾皆是，但毕竟没有明确，更未“合一”。

修真角度

出于对“一”、“太极”的高度推崇，诸多哲人、修行者或道学家将“一”将与传统文化中“太极”的“一”相联结，形成的效果可能更直接，也是一种对“天人合一”的解释和取向。

《齐物论》‌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
此条虽出现“与我为一”，但另一端为“天”尤其为“天道”的意味其实较弱。
《大宗师》‌：“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……人与天一也。”。

此处实则偏向于人事与天道的理论上合一，具有同样（同构）的原理和准则已可覆盖内涵，“一”应较多地作“一致”解，“合”的意义其实不明显，人的个体意义也不明显。

《山木》‌：“无受天损易，无受人益难……人与天一也。”。

单看文字，这些字句中确实更多地出现了较为直接的“天”和“一”，其实有几点可以指摘：
一、“合”的另一端“天”模糊，无法指认；
二、“合一”只存在于精神中，属于人对自我的满足，甚至陶醉、臆想；
三、无法客观认定“合”与“不合”；
四、不具有外部效用，更不具有对他人的积极意义；
五、“一”的状态须以出世、修行为前提，在世状态无法“合一”；
六、达到“一”状态的更接近“同一”（不同主体重合），而不是“合”（独立主体间的超距离契合）。

后世修道者、道学家的“天人合一”大抵倾向于此类，其难以成立的理由，也基本不出以上几条。

天人感应

汉朝董仲舒著《春秋繁露》，结合阴阳五行学说，系统分析了君权、王权与上应天道的关系，书中明确提出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又强化了“受命于天”的概念，提出圣贤、人主应主动向天道趋近，合乎天道要求，便具有天命所归的意义，可以成为向人间传达天意的王者。其中天道的直接载体就是阴阳四时，只有像阴阳四时一样合乎需要，才是合于天道。

《楚庄王第一》：

“故圣者法天，贤者法圣，此其大数也；得大数而治，失大数而乱，此治乱之分也；所闻天下无二道，故圣人异治同理也，古今通达，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。”
此与老子“人法道，道法天，道法自然”颇有异曲同工之处，而指向更为具体，落到治国的现实领域。
“为人君者，居无为之位，行不言之教，寂而无声，静而无形，执一无端，为国源泉，因国以为身，因臣以为心，以臣言为声，以臣事为形”
“居无为之位，行不言之教”其实与老子的思想颇有共通之处。

《王道第六》：

元者，始也，言本正也；道，王道也；王者，人之始也。王正，则元气和顺，风雨时，景星见，黄龙下；王不正，则上变天，贼气幷见。

此处对王者提出明确的要求，也体现了王者与天道互为影响的思想，如果王者不正（不合正道），天象也会降下贼气（不适当的气息或灾祸），影响人间和顺。

《五行对第三十八》

“水为冬，金为秋，土为季夏，火为夏，木为春。春主生，夏主长，季夏主养，秋主收，冬主藏，藏，冬之所成也。是故父之所生，其子长之；父之所长，其子养之；父之所养，其子成之。诸父所为，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，不敢不致如父之意，尽为人之道也。故五行者，五行也。由此观之，父授之，子受之，乃天之道也。”

此处将四时（五季）流转的品行与人事的长、养、成联结。陈述的虽是父子人伦的关系，从儒家“事君如事父”的观点，所述的孝德均适用于王者与天之间、民众与王之间。

《为人者天第四十一》：

“为生不能为人，为人者，天也，人之人本于天，天亦人之曾祖父也，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。人之形体，化天数而成；人之血气，化天志而仁；人之德行，化天理而义；人之好恶，化天之暖清；人之喜怒，化天之寒暑；人之受命，化天之四时；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，春秋冬夏之类也。喜，春之答也，怒，秋之答也，乐，夏之答也，哀，冬之答也，天之副在乎人，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，故曰受，由天之号也。为人主也，道莫明省身之天，如天出之也，使其出也，答天之出四时，而必忠其受也，则尧舜之治无以加，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，故曰：非道不行，非法不言。此之谓也。”

此处说明普通人与“天”相感的原理和必要性。明指的虽然是“人主”，实际适用的是一般人的修身要求。

书中作了非常完整的论述，从原理、生成到行为准则、具体实例，论述周详，对如何实现“天人感应”有非常大的启示。以国家治理作为探讨“天人感应”的领域，既展现了人主动修为以达到“合”的可能和必要，也说明“天人感应”不是与尘世俗务完全绝缘或背离的虚妄境地。

《春秋繁露》与普通儒家著作的最大区别是对阴阳五行概念的深入运用，且摆脱玄学意义，天道不是掌握在某神手中的权力，而是天也应遵循的原则，更将所有原则化为可以施行的方法，并描述了圣人、君子须达到的要求，为后世提供切实的参考。

天命与天德

《春秋繁露》的思想有深度，富于启示，但影响并不足够广大。

理解董仲舒须有两部分的眼光，一是天德（道），天虽然自成系统，但并不是任意妄为，所有作为和选择，都是向着万物生长发展的目标，由无数力量合成向心力，无论从自然还是文哲解读，这部分天然的德操或选择倾向都是存在的，即先天之道。二是天化，即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，灵活通变又逻辑严谨之处，非深入体会不能察知。

可惜兼具两面修为者并不多。董仲舒之后，儒家继续探求仁德，却不屑五行之理，阴阳五行落为旁门，由道家等江湖人士传续，无力过问朝堂之事。“天命”更多成为一种口号，祥瑞和天符所到之处，就有拥为人主的可能，却无人审视作为“天子”的人主是否合乎“中和”之德，德行失范如何处置。

（如果从约束“天子”之德出发，即便在封建时代，中国式的民主监督制度也可能很容易建立。但后世儒家也未做到不功利，悖上逆乱的大不敬之事没有人触碰，早年的优秀思想便被束之高阁。）

同样，个人如何与天“相合”仍然缥缈，医者继续体会人体与天运的偶合，修道者仍然沉迷精神境界的自我至大，命者继续尝试从天运中探索成败，却只能偶感难以把握。

结语

董仲舒之前的论说中，“天人合一”仍是一种思想、精神，出于对大自然神奇的造物、运化能力的敬畏，人们相信顺从天的精神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。

董仲舒是一个独特的节点，《春秋繁露》对“天人感应”从构成、方式、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，使“天”与“人”的关系不再是虚妄的纯粹想象的存在，而通过客观事物联结在一起，并可以由一定原则校准。即便这其中仍有较多人为的眼光，但有些因素是不容移易的，比如符合自然要求的“中和”，它们决定了构成天人关系的基础是坚实的。

循董仲舒的论点，即便今日再无手握君权、王权的“人主”，“天人感应”的思想仍然令人深思。“中”、“和”从来不是虚无的精神，而是完全可以践行的准则，也完全可以为人带来切实的益处。以五行的方式去寻觅，可以不只在虚无中想象“天人合一”，而是真切地感受“合”，更可在感同身受中进一步理解“天”，理解那些可以永世不易的原则。即便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，仰望中仍不会失去对“天”的敬畏，及对先贤智慧的尊崇。

这样理解“天人合一”，不一定全对，也未必是古人所思所想的“天人合一”全部意义，但至少不失古人指明的内涵，使传统的优秀思想不空、不虚，并有面对科学继续传承和发扬的可能。